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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索拉:我从来不对任何事妥协

【发表时间:2019-12-03 03:09:14 来源:】

刘索拉在排练厅

刘索拉60岁了,又留回标志性的短发造型,从右到左斜分的头发,灰白相间。上周末,在她那栋位于宋庄的白色小楼里,她正和朋友们——也是她的乐队伙伴们,忙忙碌碌地准备着演出排练。

这一次,她们要推出一场全新的以动物图腾为主题的音乐会——《天地图腾——中国击打》,即将在19日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。

距离演出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,这栋小楼进进出出的面孔很多,关上黑色铁门,里面有一个闻声而聚的音乐理想国。

小楼与乐队的女主人

“牛虎斗”,刘索拉坐在长桌一侧,正与来人兴奋地讨论着17日一场提前预热的活动。

“是牛斗虎”,一旁的助理纠正道。《牛斗虎》是中国民间传统打击乐作品,刘索拉自嘲记性不佳,总是搞混几个字的搭配组合。“就别提这茬了”,乐队经理小红也打趣插了一句。

记性不好的刘索拉,特别热情,总是乐呵呵地说着话,在小楼的客厅里忙前忙后准备零食招待来访者。“你们好!”每隔上一会儿,她都要探着头打声招呼,因为总有新的面孔出现,调音师、灯光师,还有不断到来的乐队伙伴们。

这种时候,她是这栋小楼的女主人,拉着大家聊天,兴冲冲地说着自己新近看过的纪录片:一群美国老太太组成“时尚团”,打扮不走寻常路,夺人眼球。“有个老太太用自己的头发做的假睫毛,贴着就像两瓣桔子似的,哎哟,乐死我了”。语速极快,声音爽利,轻易就能讲出一件逗乐的小事,有些人天生自带成为众人焦点的能力,她就是。

人都到齐了,排练开始。

排练厅的墙上,挂着大幅肖像画,是陈丹青97年为她而画。画中的她端坐沙发,一头标志性的短发配红色围巾,中式棉袍加身,目光毫不闪躲。

这是作为乐队女主人的刘索拉。

“我真的可以说为这支乐队倾注了很多心血”,她说。这支以“索拉和朋友们”命名的乐队最早的设想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,但真正“把事儿做成了”,却是在12年后。

“索拉和朋友们乐队”在为19日的演出进行排练

“我为了乐队盖了这个房子”

上世纪80年代一部《你别无选择》搅动了文学界之后,刘索拉选择出国。1991年,人在英国的刘索拉参与了由Peter Gabriel 创办的WOMAD世界音乐节,邂逅的一支中国乐队给了她启示,“我一定要做成一个中国乐队”。

但这支“索拉与朋友们”乐队真正有起色,是在2003年。“因为这中间我需要努力很多事情,我要去学很多事情”,刘索拉说,很多人帮过她,最初的乐队成员是陪伴她多年的朋友。“03年我们第一次在德国一个现代音乐节演出,有3个美国音乐家一直跟着我做乐队”。

而从2003年到今天,这支乐队又走过12年,这期间经历过“非常困难的时候”——为了乐队,刘索拉甚至自己盖了栋房子。

就是这栋白色小楼,三角结构,在周围低矮的民房造型中,一眼就能让人看出它的特别。“我为了乐队,盖了这么一栋房子”,刘索拉说,为了给乐队找一处安稳的排练场所,从798租用的工厂迁出后,她透过朋友拿到这块地,自己既当设计师也当建筑师,把小楼盖了起来。“当时第一件事,就想着得盖一个够大的房子,我们乐队能进来排练”。

现在,小楼成了乐队固定排练场所,这些年来,乐队成员来来往往,不断有新面孔加入。乐队对外的资料上写,目前已经聚集七代中国音乐家,是以一种“传承般的乐队形式”延续着。如今,相对稳定的几个成员构成乐队核心,而乐队经理小红的加入,则让刘索拉得以从日常琐碎中解放部分精力。

人们往往猜测,艺术家的生活由来应该是不羁的、纯粹的,当凡尘琐事牵扯他们的精力时,创造力便会消解。但这支乐队从初具雏形,到往后多年时间里成员不断变换,一直以来都是刘索拉一个人背在身上。“好像只有我明白(乐队)是怎么回事,大家有时候也着急,但帮不上忙,因为有太多具体的事情了。”

“从今年开始,我开始幸运了,我们有了乐队经理小红”,刘索拉说。小红是她的旧相识、老朋友,刚从国外归来,符合刘索拉“有国外生活经验、懂音乐”的招募标准。有了小红的襄助,刘索拉可以更专心地操持音乐专业方面的事情,乐队整体也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。

“我从来不对任何事妥协”

排练从下午到晚上,中间只休息了一次。唐朝乐队前吉他手“老五”——刘义军,还是扎着那头辨识度极高的马尾辫,穿着正红色长袖衫,抱着吉他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。

老五2012年加入刘索拉的乐队,还是以吉他手的身份。外界看来,老五的到来让人更加看不透这支乐队,摇滚与中国民乐相结合,让乐队本就具有的实验色彩更强烈了。

从排练厅出来,我问老五,摇滚和中国民间打击乐的边界在哪里,老五给出了一个形而上的回答。“中国文化是一种内观文化,中国音乐也是这样,它激活了一部分搞古典音乐的人,激活了一部分玩现代音乐的人,也激活了一部分玩摇滚的人”,他说,“会有一个平台,呈现这些都是打通的东西”。

刘索拉也认同老五的观点,玩心重的她,其实根是在中国音乐里。去年,在腾讯新闻策划的一场同窗对话中,刘索拉对大学同学陈其钢说起,她特别感兴趣的是“中国音乐有种说不出来的哲学”。

这似乎更像是一次文化经验的返照。在音乐学院上学时,她是听鲍勃迪伦不可自拔的叛逆青年,拒绝一切循规蹈矩。但踏出国门后,在英国学摇滚、在美国浸泡爵士与蓝调,这些经历却逆向激发她去找寻自己身上音乐的根,然后蓦然发现,根,其实就是骨子里沉淀的文化因子。

刘索拉要把中国音乐玩出花来。她不喜欢“先锋”的标签,但认可“实验”的定位。“我做这支乐队,就是要做各种各样的实验,看中国音乐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。当然,这个过程很长,(要去)启发所有乐器的性能,尝试各种可能。”

作为乐队毫无疑问的灵魂人物,作曲、配器、导演的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,同时她还把自己的人声当作乐器,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主唱”。

当刘索拉她们在小楼里排练地昏天黑地时,外面的演出市场和受众正在快速迭代。“在创作上,你会有所妥协吗?”这个问题让她格外敏感,略显疲惫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尖利。

“这个话我不同意,妥协是特别商业的一个词儿。”

“妥协跟学习不是一回事,妥协是你不认同,然后你妥协。我没有妥协,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事妥协。但是,我特别认同中国传统文化,这不能说我就是向传统妥协。我也不是向大众妥协。”

面对这样一个骄傲的刘索拉,我在起身告别前,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。

“你觉得自己老了吗?”

“我没觉得。我不介意被叫老太太,我不在乎。对于岁数这事儿,我没有概念。”(图文/袁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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